抢在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前，华为公司责令旗下工龄满8年的员工，主动辞职，重新竞聘。近万名华为员工的工龄统统归零，根据新的劳动合同法，工龄满10年即可换取终身合同的希望于此化为泡影。
华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具有领军地位。其一举一动，皆为公众瞩目。此番断然举措，不可能不引来舆论非议。但是，有着强大法律专家资源的华为，既是有备而来，显然不会留下什么法律破绽，应无法律风险。道德风险虽难以完全规避，但华为已用较高的经济补偿的形式，换得多数员工的谅解，从而似乎把道德风险也减到了最轻。
趋利避害，用最小化的用工成本获取最大收益，是理性经济人的本能选择。何况华为在这方面并非全无人情味可言。要想据此对华为提出十分有力的指控，似乎是比较困难的。但纵然如此，负面效应仍不可小觑：工龄归零的近万名员工，他们的权利确实受到了侵犯，而无论他们是否觉察到，也无论他们是否接受。
被侵犯的权利是多层次的，最重要的一个层次，即为当事员工的选择权。所谓“主动辞职”，就连资方都不否认，纯系资方安排。不仅要听从资方号令一律下岗，而且资方安排“主动”，就必须“主动”，连表达不主动的权利都没有。或许在华为看来，这不过是一种技术处理，岂不知在技术处理的背后，在优厚补偿这种脉脉温情的背后，实际上潜藏着不以当事员工自由意志为意的冷漠，实际上是对当事员工的不尊重。
资本权力的挥洒自如，和当事员工选择空间的逼仄，惊人的反差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，凸显着劳资权利的过度不均衡。凸显这种过度不均衡的是华为，但造成这种过度不均衡的绝非华为。所以，一味责备华为不仅不合情理，也于事无补。最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只在于，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华为的过度强势，乃至资本面对劳动者时普遍性地过度强势？
华为的自由裁量权，无疑与当事员工自主选择的权利此消彼长。也就是说，华为自由裁量权的巨大，是以当事员工自主选择权的急剧萎缩为前提的。其实，任何单个的劳动者相对资本强权，都处于绝对弱势。正因为如此，文明国家的普遍经验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劳动者以集体形式，与资方对等博弈。即以华为事件为例，如果当事员工的公民权利有充分保障，那么纵然同意“主动辞职”的当事员工多达99%，这99%的当事员工也无法剥夺剩下1%的当事员工不同意的权利，剩下1%的当事员工仍可以组织起来，与资方谈判的同时，兼向社会申诉，以自己的集体压力和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，迫使资方更多让步，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权益。华为老员工显然并非百分百乐意接受“主动辞职”的安排，但所有异议竟都消散于无形，不起任何作用，根源就在于他们完全一盘散沙，不能以自己有组织的力量，来应对资本有组织的力量。
资本也是一种权力。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，公权力如此，资本的权力也不例外，这已为一部世界近代史所印证。要避免公权力为恶，唯有民主一途，即唯有以权利制约权力；要避免资本的权力为恶，也唯有民主一途，即唯有以公民权制约资本强权。就此来说，单单指望一部劳动合同法来规约资本，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就太不切实际了。必须装上公民权利这个发动机，良法才可能真正驱动，也才可能真正驯服资本，使资本告别野蛮丛林，踏上文明之途，从而达成劳资平衡，实现劳资两利。也只有在劳资平衡、劳资两利的基础上，劳资动态和谐的现代市场经济才是可以期待的。
